黄帝陵

　　对于这次会议研讨的主题，我没有研究。这个发言，只能说一些一般性的想法，供大家参考，有不妥之处，请批评。
　　一、认识祭祀的意义
　　有人对公祭黄帝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宗教活动，是迷信。祭祀的确源于宗教，不过在孔子创儒学，在祭礼中加进了人文精神之后，却使祭礼的性质和意义发生了变化。孔子用血缘亲情解释丧葬之礼，说所以规定服丧三年，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三年不能脱离父母怀抱；父母丧亡，子女极度悲痛，以至“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1]，丧礼正是适应人们这种感情需要，借以寄托和表达人们的哀思。孔子又说：孝就是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2]。指明祭礼是孝的体现和落实。《论语》又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后矣”[3]，认真对待丧葬之礼，又可以收民德归厚之功，使社会风气趋于淳厚。在孔子、儒家看来，丧祭之礼的基础在情，而其终极的归宿则在德；基于情而达于德。这样意义下的祭礼，是道德的，不是宗教的。
　　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4]礼是传统文化中人道的集中体现。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祭礼的性质，可以看一看传统文化关于人道、关于礼的一般论述。《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说：“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人的一切行为，都出于情；所以人道“始于情”，情是人道的基础。但情要合于道义才能有益于社会和谐，人道教化就是引导人们恰当地表达喜怒哀乐之情。所以说“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人道是始于情而终于义，始于自然而归于人文。
　　《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赋之性，是自然，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出发点。而人的社会生活中又有必要的规范，情的表达要受人文的节制。道就是循自然之性而定的“日用事物之间当行之路”(《四书集注·中庸章句》)，一方面以性为基础，另一方面又为人们指出“当行之路”。
　　《小戴礼记·坊记》说：“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礼是以情为基础，依据情而加以调节，以达到社会的和谐。
　　戴震说：“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又说：“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5]理就是使情无过无不及，它以情为基础，既是对情的节制，又是为了使情不致“爽失”，能够得到恰当的发挥和表达。
　　可见，在孔子以下2000余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礼的性质是人文的，它的精神在于导达人之情感”，达到社会和谐。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时黄帝的祭祀，已经延续2000年以上。这一祭典所以能够如此长期延续不断，是因为它寄托着华夏儿女缅怀黄帝开辟中华文化的伟大功绩的民族情感。通过对黄帝的祭祀，也激励增强了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团结。尤其是元、清两代，蒙族、满族统治者对黄帝的祭祀，更突出体现了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融合。可以说，对人文始祖黄帝的祭典，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情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各族文化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也起着促进民族凝聚团结的积极作用。直到今天，黄帝祭典受到全球华人的关注，也深刻反映出华人的文化认同和团结一致，振兴中华文化的共同愿望。把黄帝祭典简单斥之为迷信、宗教活动，是对全球华人这种神圣感情的亵渎。
　　二、发扬祭祀的精神
　　礼包括了两个方面：形式的方面和精神的方面。礼的基础在情，所以礼的灵魂在精神，传统文化重视礼的精神重于礼的形式。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6]“人而不仁，如礼乎?人而不仁，如乐乎?”[7]礼乐不单纯是玉帛钟鼓等等礼器。人如果没有仁心，就谈不上礼乐。具体到丧祭之礼，孔子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8]后儒注：夫祭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丧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中最重要的是与祭者的哀戚、敬畏之情，而不在礼仪形式的完备和奢华。与其形式完备而缺乏哀敬之情，不如形式不够完备而有深厚的哀敬之情。
　　孔子又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9]进行祭祀的时候，就好像祖先在场享受祭祀一样；不亲身参加，就等于没有祭。这样一种虔诚的心情，是祭礼的灵魂。
　　但是，不能不看到，当前礼的精神败坏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祭孔这样的重大祭典，被当做旅游产品进行包装，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想指导下被商业化、功利化，成为招商引资的手段。祭典成为表演或旅游节目，散发出浓厚的商业和娱乐气氛，没有应有的庄严肃穆。今年有幸参与了黄帝陵祭典，可是整个过程没有感受到想象中祭典应有的庄严肃穆，却感到像是参与了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旅游。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陵庙区外广场上空的大幅广告。人们在此聚集，衣着五光十色，有西装革履，有休闲装，也有运动装。进入陵区，人群列不成列，行不成行，漫步拾级而上。道旁锣鼓表演，吸引许多人驻足欣赏、拍照。典礼进行中，后面的人群(前排情形只在后来电视转播中看到，与后排所见有所不同)有三三两两聊天闲谈的，有高举相机猎取镜头的。在对黄帝像行三鞠躬礼的时候，竟有众多的人没有脱帽，可以清楚见到一片旅游用的黄色遮阳帽。此情此景，反映出参与祭典的民众，多数是抱着旅游观光的心态来观看，而不是来参与祭典。难怪有人说，像是在逛庙会。
　　民众逛庙会的心态是主持者把祭典当做旅游产品包装的必然结果。而这样包装、这样心态下的祭典就完全失去了它原来的性质和意义。继承和发展祭祀文化，首要的问题是正确认识和把握礼的精神。
　　三、改革祭祀的形式
　　一份很有影响的大报发表了一篇访谈，标题是“祭祀黄帝应依据古礼”。看文章的内容，倒也并非主张全依古礼。但文章标题把问题尖锐化了：祭祀黄帝应依据古礼进行吗?
　　祭祀黄帝依据古礼既不必要，也不可能。礼是不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的。孔子是极重视礼的，他对“礼崩乐坏”的局面痛心疾首，为恢复礼的权威奔走呼号，但他并不主张“依据古礼”。他清醒地认识到礼不是僵死和一成不变的。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0]明确指出三代的礼是不断有所损益的；周以后的礼也是要有所损益的。在三代之礼中，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1]。他赞赏的是对他来说是“今”的周礼，而不是古礼。对于当时礼的变革，孔子的态度是偏于保守的，但也不是要全依旧礼。他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12]在某些问题上也采取了比较开明的“从众”的态度。孔子以后，又过了2000多年，古礼已经历经变革。今天却又提出要“依据古礼”，难道我们还不如孔子开明吗?如要依据古礼，试问应依据哪朝哪代的礼呢?现在社会已经进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时代，祭礼自然也不可避免要有进一步的变化和变革。所以，不应该提倡“依据古礼”。黄帝祭祀的精神一定要传承发扬，而祭礼的形式则一定要改革。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一位学者就已经指出了礼的改革的必要。
　　中国此下立国，群认唯有进为一商业国家，乃始有望。西方又是一宗教社会，……而中国文化大传统中之所谓“礼”则与商业与宗教信仰皆有扦格不相容处。……古人言：舍其旧而新是谋。舍旧非难，谋新实难。此则待我国人之善谋之。[13]
　　我们的态度应是舍其旧而谋其新，而不是依据古礼。
　　四、几点建议
　　祭礼形式的改革，根据已经改变了的形势制礼作乐，是很难的事。比如说民族服装，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很对。但即使大家都肯定了需要有民族服装，选什么样式恐怕一时也难以取得共识。其他如祭礼程序和乐舞等等的改革，也都需要经过认真研究和实践才能臻于完备。所以要积极稳妥。在专门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实施和完善。
　　在形式一时不能完备的条件下，当前的改革更要着眼于祭礼的精神内涵方面，先从统一认识和营造庄严肃穆的祭祀氛围入手。
　　要从上到下明确祭典的文化意义，真正把祭典作为一个文化活动，一个重大典礼，而不是当做旅游活动来办；要提高与祭人员的参与意识，真正做到是与祭，不是观光。
　　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营造庄严肃穆的祭祀氛围。如撤除一切商业活动和娱乐表演；要求与祭人员衣着整齐，不着时装、运动装；认真组织，做到与祭人员入场式队列整齐；入场时奏祭礼乐曲，台阶两侧布置仪仗；典礼进行过程中要求肃立脱帽，禁止拍照、喧哗；等等。通过这些引导与祭者进入一个庄严肃穆的氛围之中。只要认真去做，这些不难做到。而如果做到了，相信整体的气氛就会为之一新。
　　参考文献：
　　[1][6]《论语·阳货》。
　　[2][10]《论语·为政》。
　　[3]《论语·学而》。
　　[4]《论语·季氏》。
　　[5]戴震：《孟子字义疏证》。
　　[7][8][9][11]《论语·八佾》。
　　[12]《论语·子罕》。
　　[13]钱穆：《晚学盲言·中篇三三·礼与法》，《钱宾四先生全集》第48册，第652—653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
　　

黄帝祭祀与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帝陵基金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09